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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钱庄和庄票流通及其在沪上金融业中的地位

日期:2012/1/30 16:56:29[阅4420/评0]

上海钱庄和庄票流通及其在沪上金融业中的地位

王裕巽

清代的货币流通结构除法定货币制度规定的白银和铜钱这两种金属货币外,还一直在流通支付领域中大量使用商办信用机构发行的信用票据(俗称“私钞”)。整个清代发行“私钞”的民间商办信用机构颇众,其中最著名的除“银号”、“钱铺”、“当铺”外,尤以“钱庄”的影响最为久远,其金融业务经营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后。

钱庄的前身是明代已出现的原以经营货币兑换为主要业务的“钱店”、“钱肆”、“钱铺”。据经济学家叶世昌考证确定,其诞生时间,至迟在明中期正德初年。至明末,钱铺正式被称为钱庄①。清代前中期,钱庄发展很快,乾隆时上海钱庄业已联组成“钱业公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该公所旧址内园碑上尚存乾隆、嘉庆时期原刻的部分钱庄名号②。此时的钱庄已普遍经营存款、放款与汇兑业务,所签发的有关存汇等各种票据.同样可在市面上辗转支付与流通,是与银号、典当等机构发行并广泛流转市面的“会票”、“钱票”等种种信用票据同样具有钱币性质的“私钞”。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时人徐扬曾描绘当时苏州工商业繁盛景象的《盛世滋生图》一幅,见于画面的信用机构计钱庄九家.兑庄一家和兑换钱庄两家。在此图上未见绘有其它信用机构,可知当时江南工商繁茂地区设立的商办信用机构是以钱庄为主③。此后,长江流域与东南沿海的商业中心,如上海、闽广等地,钱庄业发展更快。自乾隆四十年至嘉庆十年(1776-1796年)的二十年间,仅上海一地正式营业的钱庄已达106家④。钱庄的经营业务已涵盖了其时金融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钱庄付给客户的银、钱存汇单据,亦常被统称为“钱票”或“银票”,与其他各类“私钞”同样可以广泛流通于各地。钱庄的主要业务对象是商人,其货币存贷的金融经营活动在当时华商资金的调剂与融通上曾起不小的作用,促进并加速了社会商品货币的流通。道光时期钱庄的金融活动已进入活跃期,当时连福建古田县也已有商人名林利镛者斥资兴办镛顺钱庄。近时发现该钱庄道光十七年(1837年)签发的“凭票支钱壹拾叁千文正”钱庄钱票一张。是时距鸦片战争爆发还有三年,是目前所知存世较早的清中期福建钱庄票⑤。所以钱庄在清代中后期之交,已是当时一种重要的民营的金融机构。

清代前中期兴盛已近二百年的种种民营信用机构,所签发的各种票据,一般是备有较充足的金属货币储备的信用票券,在当时社会货币经济周转中与法定铜钱与白银货币发挥了同等的货币职能。只因其发行机构中多属商办民营,故今日经济学界的学者虽已考证并确认这类流通票据的性质确是纸币,仍有不少人犹惯以“私钞”称之。

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闽、广、苏、浙、鲁诸省沿海地区和“五口通商”等口岸,进出口贸易迅速繁盛,大量白银、铜钱因用于进口货价支付而流出。国内市场日常流通和财税国用所需的银、钱货币渐感紧缺。自明代中后期以来民间大宗交易已惯用白银支付,在清前中期贸易额和贸易地区不断扩大的发展中,已感即使用白银大量远携亦有不便。为此,各类纸币的轻便易携等优点,却已在民间商户中留下很大影响。钱庄、典当等具有金融机构性质的民办企业发行的信用兑换票据,在当时民间贸易中颇受商户欢迎。自康熙朝起,民间信用机构签印发行并广泛通行的“私钞”,促进了信用与金融事业的发展。

清前中期已通行于各地的各种民营金融机构发行的信用票据,已切实承担起货币的流通和支付手段职能,即使是巨额货款付授,亦已无需必用现钱与现银支给。至晚在鸦片战争前后,南北各省“私钞”已行使无碍,是时在闽任慕僚的浙人施鸿保记述闽省票据流转便捷之况云:“闽中钱多用纸票……自四百以上至千万,或总或分,听人自便,四百以下,则不用票矣”⑥。其时,清朝封疆大吏对辖区情况的奏报中,多见对此种情况的叙述:随钱庄、典当等机构在全国各地的更普遍设立和信用业务的拓展,其所书发的信用票据流通益加广泛,信用业务额亦增长很快。道光二十年(1840年)三月御史史祥璋于其奏折中报告说:当时规模较大的信用机构所开出的各类信用票据,单张面额有高达一二十万贯者,少者亦有数万贯⑦。原流通以“西北诸省为盛”的“钱票”、“钱帖”、“庄票”等各类信用票据,至道光中期,南北各省已皆行使无碍⑧。道光十八年夏,山西巡抚申启贤与直隶总督琦善先后上摺奏报称:是时,“钱票之行,相安已久”,“随时取用,商民久已相安”⑨,各类钱票皆“与现钱无异”,“票到即行发钱”⑩。晚至光绪年间,在大清银行设立问题的讨论中,有人仍不忘私钞之便,在其向朝廷所上条陈中奏曰:“(昔时)如江宁、京师各都会复有民立钱庄、票店,杂出票券,以播用其间,其信久孚,其用素习……统十八行省以内随处可以流通,综官私出入之交,随时皆可兑使。此其功用之广大,取携之灵便”(11)。这些信用票据之所以能畅通各地,为官、商、民普遍乐用,就因为它是与当时社会信用活动紧密结合下发行的,具有良好信用的纸币。

    在民营信用机构存放款业务发展中,称为“期帖”的延期支付的有息信用票据亦然出现,并在流通支付中不断扩展使用,而所出之期帖有在帖上加写“外兑或换外票”字样,保证异地支付与转账划账之用。延期支付的持票人“系易银时希图多得钱文(利息),开写迟日之票,期到始能取钱”(12)。这类旧称“期帖”的信用票据,至咸丰年间才被统称为“期票”,是银钱存于信用机构的定期有息存款票据。清代民营信用机构对存款一月、数月或一年者,通常以月息一分二厘行息,到期本利一并结清。而信用机构在经营对外放贷款和质典业务的放贷利息率通常按《大清户律》“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不得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13)所规定的三分月利出贷,存贷之间的一分八厘的利率差即为这些金融机构的利润所在。近时亦有此类实物发现,其中有道光十年徽商许道善当铺开出的“会票”(汇票)数张,其中一张的票面文字为“会到恒记名下典平司镜壹仟两整.每月壹分贰厘行息,期至冬间,本利一并清还。道光十年正月初七日立会……许道善典”。这种“期帖”在替代现款或转账支付中,都与“凭票即付”一类信用票据同样通行无阻。此当铺会票是以壹分贰厘为息,展期一年兑现的一张“期票”(14)。道光十八年,在盖平地方曾发生过几家钱庄串通的,以“广出虚票,收买银货盈千累万,(仅用票据)互相磨兑,不付现钱”的金融欺诈案。时任盛京将军的奕经曾专案上奏(15),企求朝廷下诏禁止己出现凭票据“互相磨兑”替代钱银现金流转的转账、划账支付方式。奕经企图严禁的,正是当时金融业务新发展进步的一个方面。当时上海钱庄金融活动在这种贸易结账支付方式的发展上尤其突出。

    经鸦片战争而签订的《南京条约》,西方列强获得“五口通商”等不平等权益。“开埠”后的上海更成中外商品贸易的重要出入港,上海中外交易的商款.为数极为巨大。富于侵略经验的列强当然不会放过存在于这笔巨额款项付授中丰厚的货币金融利益.于是在上海先后出现了一批外国银行。在当时上海金融业中影响最大的有英国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美国花旗银行等等。而当时能在客观上代表近代中国金融利益,在上海与实力雄厚的列强金融业作一番较量的,主要是上海钱庄。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上海县发布的告示中说:“(上海)治钱庄生意或买卖豆、麦、花、布,皆凭银票往来,或到期转换,或以划银钱”(16)。可证当时上海钱庄在这类主要依凭信用活动而发生的近代上海货币金融业务中,已占有重要地位。

    至光绪末年的1906年,上海钱庄增为113家(17),已进入上海钱庄历史上的昌盛期。在上海各类进出口交易中,华商习惯使用的商办信用机构发行的诸种“私钞”,在清末上海的商务贸易中不仅依然畅行,并获旨准行。

    咸丰三年(1853年),朝廷有旨谕:“其民间银钱私票,行用仍听其便”(18)。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给事中彭述又奏准:“其民间私票,不必遽禁(19)”。表明清末私钞因已获朝廷准行,所以在近代上海各种大小商贸交易中已成为使用更广泛的合法信用纸币。而当时遍设于上海的钱庄所发之存、汇诸种信用兑换券,更成近代上海播行最广,最孚信用的“私钞”,亦为外国银行和经商于上海的诸国洋商所认同.已正式成为与近代上海外国银行纸币和大清银行纸币等各类信用票据并用的合法货币。近代上海如福康等大钱庄的钱庄存、贷、汇票据,所开庄票的面额已不限于原来的铜钱(或铜元)、银两(或银元),亦有根据商户存汇款与中外交贸、转账或账需求情况,曾经开出过外币面额的少量“庄票”。

    当时上海南市有一处已成近代上海华洋商人进行大宗黄豆、油脂、豆饼进出口交贸中心——“豆市街”.有好几家钱庄就专设于此(20),争取为进行此行交易的中外商人提供货款的存兑汇转.或为当时商界通行的私钞和各类中外信用票据完成结算提供方便的各种金融服务。这些票据种类极复杂,除多种“私钞”外,还包括清末户部银行、大清银行发行的纸币,与洋商所持用的各种外国银行信用票据等。而这类票据在“互相磨兑”的复杂结算中的计值交换必需要有中外商人公认的信用票据交换机构。在当时上海承担票据交换职能的金融机构就是在中国“信用久孚”的上海钱庄。私钞,就成为当时掌握票据交换业务的钱庄,在各笔进出口贸易结算中处理频繁、数量很大的一种近代上海华洋两界商人都乐于信用的重要金融票据。

    随异地商业货款支付的日益

发展频繁,清代民间汇兑业务发展很快.现见存世的清前中期会票实物中,有乾隆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由段子有向汪客开出,写明七月中李朝用杂货行向汪客支付银两的一张会票(20)。此后,钱庄等各种信用机构已大多兼营汇兑业务。道光年间,作为古代信用机构重要金融业务的汇兑业更为盛行.并正式出现了主要由山西商人开设的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庄”或“票号”(亦称“汇兑庄”或“汇号”)。

    山西票庄虽曾风光一时,但由于经营过于因循守旧,终为当时兴起的近代银行金融发展的大势所淘汰。钱庄业却能适时应变,并且在外国银行林立的上海,长期控制着上海金融业界几个十分重要的金融业务。从而在上海中外金融机构并立对峙的复杂局面里,争得鼎足之位。上海钱庄业长期控制的重要金融业务主要有三项:

    (1)控制上海银两、银元、铜钱的相互兑换的比价和变动,旧金融业习称银元的银两价格为“洋厘”。

    (2)决定同业间资金拆借的利率,旧金融业习称为“银拆”、“洋拆”。

    (3)在相当时期内占有上海信用票据“交换中心”的特殊重要地位。

    上海钱庄业又以其讲究信用的传统经营方针和灵活方便、周到细致的特有服务方式,深受中国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华商人士的特别信任和眷顾。可以认为上海钱庄金融业务之所以能在处于众多强大的外资银行的重围中,继续维持并稳定运行的重要

原因,主要在于华商人士对中国钱庄业所持的特殊信任感和支持保护心态,并在凡需金融业务处理时,多首选钱庄办理的种种有力支撑而获得的结果。所以钱庄业在与外资银行的竞争中,才能在上海的金融利润总额中稳固地占有相应的份额。

    上海有些大钱庄业主出于使其钱庄能有更稳固的资金周转与调剂余地的目的,还注意与江浙沪地区财力雄厚的家族建立“门当户对”的“经济联姻”关系,确保其钱庄可凭此在“后台资金”上较其他钱庄拥有更大的优势,力求在上海整个钱庄业利润额中取得更大的份额。上海有些特大钱庄业主也因此得以长期维持相当豪奢的生活,如投资创立上海福源、福康等大钱庄,同时又在苏沪拥有庞大房地产的苏州号称“程百万”的程印午家族所结儿女亲家中有浙江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主刘氏,苏州籍中国“颜料大王”贝氏,宁波籍上海“宁绍”、“三友”、“飞虎”等工商集团巨头王氏,无锡籍“中国棉纺大王”荣氏,英国麦加利银行买办王氏等经济富裕的名门大族(22)。

    清代钱庄等各种信用机构的票据已成为事实上的流通纸币。存贷款、汇票业务的形成和扩大,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和方便了货币在更广泛地区的流动。后来出现的“期帖”,则标志着在信用机构业务的发展中,逐渐出现了开始具有近代金融意义上的“存款货币”。由于上海近代钱庄的金融经营,蕴有信用基础上货币资金活动发展的新形态,是中国旧式金融关系向近代金融关系发展历程中走出的又一步。货币经济史界的一些学者已对清代民营信用机构的历史作用给予较大的重视和恰当的历史评价,认为“这些钱庄(钱铺、钱店、钱局)以及银号、票号等,事实上已成为当时中国商业、金融的枢纽:特别是上海的钱庄……在资助商人、促进物资交流,扩大国内市场方面是起有一定作用的”(23)。经济学界有学者在《中国古近代金融史》中,提出清代流通甚广的各种名目的信用票据,性质皆属纸币;同时又对货币本位、虚银两等方面提出很有学术意义的新观点与新概念,在该著作的序言中又专就这些观点作了十分精辟的提要和概括。这些对整个中国古代金融史和中国古代金融、纸币研究都具有重要学术启示意义的见解,值得中国古代货币经济史界和钱币学界的深入研究和思考。

本文可能存在若干错谬之处,躬候方家指导。

注    释

①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7页。

②④(16)(17)《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1-12、12、12、95页。

③李华:《盛世滋生图》,《文物》1960年第1期。

⑤《钱币博览》2005年第1期,第18页。

⑥施鸿保:《闽杂记》卷九。

⑦《清代钞档》,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御史史祥璋折,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⑧《清代钞档》,道光十八年七月初七日山东巡抚经额布折,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⑨(12)《清代钞档》,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山西巡抚申启贤折,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⑩《清代钞档》,道光十八年七月初二署理直隶总督琦善折,中华书局1964年版。

(11)(18)《清朝续文献通考·钱币三》。  

(13)《大清律例增修统篡纂集成》卷十四《户部钱债·违禁取利》。

(14)黎雁萍:《新见徽商会票简介》,《中国钱币》2004年第4期。

⑩《清代钞档》,道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盛京将军奕经折,中华书局1964年版。

(19)《财政部币制汇编》。

(20)参见钱汝虎:《上海滩最后的钱庄》,《钱币博览》2004年第1期。

(21)戴学文:《清代会票论析》,《中国钱币》1995年第4期。

(22)程氏家史和钱庄资料皆见于上海静安区政协文史委编《静安文史》,苏州市政协文史委编《苏州文史资料》。    

(23)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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