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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与日本友人梅屋庄吉

日期:2012/1/30 16:58:05[阅4101/评0]

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与日本友人梅屋庄吉

徐  渊

“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是辛亥革命时期以“同盟会本部”名义发行的筹饷票券。笔者参与编著的《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一书,收录有五元面值的该券一张。其正面居中为白日图案及交叉的青天白日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其上方为“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名称,下侧为“五圆”面值,右边为“同盟会本部发行”,左边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月  日押”字样,外绕花框,四角分别有“5”及“五”字面值数。背面为发行“要则”五条,内容如下:“本部为接济各地义军军需起见,特发行此义饷凭单,分百圆、五十圆、十圆、五圆四种”;“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可向新政府银行照数取换国币”;“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在本国内无论何处均可通用”;“本凭单得由所有者转让与他人”:“本凭单发行时盖有三印为据,如未盖印及印迹不符者,作为废纸”。

该五元券并未加盖印章,应属样票性质。又因迄今未见盖有印章者,所以三枚应盖印章的内容,不得而知。另外,“要则”第一条提到有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四种面值,但迄今为止,除五元外,其他面值的“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均未发现。

该券券名上提到的“中华革命军”,为孙中山于1904年1月在夏威夷火奴鲁鲁温逸街所创立,所以称“革命军”,主要是为了记《革命军》作者邹容宣传之功。孙中山还以中华革命军名义发行“军需债券”,募集革命经费。此后,筹饷票券上一再出现“中华革命军”名称。如:1906年所印英、法文“中国革命政府债券”上加盖的“中华革命军银票壹百元”印戳:1907年签发的捐款“凭券”印有“捐助中华革命军军需银”字样:1910年所印“中华民国金币”票含有“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名称等。而该“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则为又一实例。

该券的发行部门为“同盟会本部”。同盟会全称为“中国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1905年8月成立于日本东京,推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纲,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在国内外各地建立支部、分会。当年11月,在东京创刊同盟会机关报《民报》。1906—1911年,孙中山和同盟会本部,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发动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动摇了清廷统治基础。直至武昌起义爆发,终于形成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而“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即为“接济各地义军军需”的筹饷票券。

该券所署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点明其印发之时间。黄帝为中华民族之鼻祖,革命党人宋教仁提出以传说中的黄帝即位元年癸亥纪元的办法,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和其他革命报刊所采用。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次日湖北军政府成立,公开宣布废除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年,以本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随即以黄帝纪年布告地方,通电全国,致清政府及照会各国领事。一个多月后,全国已有十四省相继响应,宣布独立,独立各省亦纷纷采用黄帝纪年。于是,革命军的黄帝纪年与清政府的宣统纪年成了鲜明对立的两种纪年方法。另外,1911年底孙中山回国之前,同盟会本部已由东京内迁上海,而该券系在日本印刷,所以印刷时间应不迟于同盟会本部迁离日本之时。

该张面值五元的“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系日本收藏家江上龙先生的藏品。据江先生介绍,他多年来苦寻该义饷凭单的有关实证资料,均无着落。2000年初,又发函向台湾国父纪念馆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敬悉先生拥有一张同盟会本部发行之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惟本馆并无保存与该凭单有关之任何资料,经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查询,获知如下:一、在《中华民国史画》第一册之第一二九页,列有一张与先生相同之凭单。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亦保存一份与先生相同之五元义饷凭单,但无其他面值之相关凭单,亦无该凭单之印刷机构、发行月日及其他任何佐证资料。”①因此,有关义饷凭单的具体情况,尚须追寻查找。    

柏文先生在台湾《泉坛》总第11期《百元债券八十年纪》一文中,曾提到“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中华革命军军票之记载,仅一见于日本文(后有中文译本)《孙中山与梅屋庄吉》中一段:‘……他还受陈其美(沪军都督)的委托为革命军制作了军票,这是中华革命军发行的第一号军票。’根据此段文字,如认为第一号军票就是‘中华革命军银票’,如此的话,而能与梅屋联系上惟有他提供这百元的原债券,作为改作银票之外,刻一印章尚不须委托梅屋去制作吧。至于尚有一种,由‘同盟会本部发行’(本部设东京),时在‘黄帝纪元四六〇九年月日押’,名为‘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如果说这是由梅屋所制作,那么银票又是另一回事了。”②    柏文先生关于军票的引文十分简略,他的结论也仅为猜测而已,因此在编写《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一书时,只能表示“此说待考”。但是,“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究竟是不是梅屋庄吉所制作的问题,一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近日,查阅了一些有关梅屋庄吉的书籍、资料,使自己对梅屋庄吉真诚无私的援助中国革命之事迹有较多了解。

    梅屋庄吉是日本长崎市西滨町人,1868年生于一个新兴贸易商人家庭。少年时期,就具有扶危济困的奉献精神,成年后又有了复兴亚洲的理想。1895年1月,他首次与孙中山在香港见面,相与纵论天下大事,“中日之亲善,东洋之兴隆,及人类之平等,所见全同,为求其实现,先行大中华之革命”,遂相引为知已,并当即爽快承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③此后,梅屋庄吉一直认真实践诺言,以援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为己任。梅屋原在东亚地区经商发家,后几经挫折,选择了摄影业。当时,被叫做“活动写真”的电影刚刚在日本出现,梅屋是日本活动写真的创始人。其事业的成功,为援助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提供了资金来源。④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梅屋庄吉联合日本志士,成立中国同盟会后援事务所,随后,又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筹助经费。1907年,孙中山离日赴西贡、河内,领导西南边境地区的起义,梅屋协助筹集军费。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积极参与日本声援辛亥革命的友邻会活动。为缓解前线缺乏医护人员的情况,友邻会决定派遣医疗队奔赴中国,梅屋庄吉积极承担组建医疗队的任务,迅速组织了一支有6名医师、10名护士的医疗队,并由梅屋为医疗队提供一切费用。他还派遣摄影师奔赴武汉三镇,拍摄辛亥革命之纪录片。上海同盟会负责人陈其美曾致电梅屋:“武昌起义成功,恳请派遣萱野氏及(援助)资金。”⑤当黄兴电告萱野长知,义军亟需大量炸药,正在筹款的梅屋庄吉得悉后,立即捐款116000日元。11月7日,他再次捐款17万日元。⑥梅屋庄吉是在家境中落的情况下提供捐款的,以致负债累累,被迫改组其所经营的公司,出让公司股票。他这种慷慨解囊,真诚援助辛亥革命的事迹,使中日两国的志士深受感动。1913年后,梅屋极力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协助创建航空学校及在山东组织讨袁军,还支持孙中山进行护法运动、国民党改组及在新时期进行的斗争。几十年来,作为实业家的梅屋庄吉,为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提供了一笔笔数目可观的资金。但他从来不要丝毫报酬,从不张扬,甘于寂寞,唯一关注的就是中国革命与孙中山的事业。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梅屋悲痛欲绝.致电云:“中山先生为贵国革命之大恩人,亦实世界之伟人,今一朝长逝,洵为贵国之不幸亦东洋全体之不幸也。”⑦为使人们永远缅怀中山先生,梅屋克服种种困难与阻挠,出资为孙中山铸造四尊铜像,运抵中国,分别竖立于南京、广州、澳门。1934年梅屋庄吉病逝,临终前给亲友留下“吾人为中国革命所作之一切,均是为恪守与孙中山之盟约”,“与此有关之日记、书信等,概勿外传”的遗嘱。⑧

    梅屋的家属根据这一遗嘱,将有关支持孙中山事业的资料秘藏近40年,以至后人对梅屋庄吉一直缺乏了解。直至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才由其女儿于1973年将这批珍贵的史料公开。于是中日两国有关学者陆续开始研究梅屋庄吉,俞辛焞、熊沛彪所编著的《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即是其中之一。书中有一段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梅屋印制军票的论述,要比柏文的引述更为具体:“革命爆发后需印制军票.以缓和资金匮乏的局面。梅屋庄吉受陈其美委托,出资在新宿石田印刷所印制了面额为五元的军票共二百五十万元,这是革命军印制的第一批军票,当时在革命军管辖地使用过。”⑨

    该书的作者在“后记”中称:在写作过程中“吸收了日本作家车田让治先生以传记文学体裁写的《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献身于中国的一位日本人的生涯》一书的部分成果”。而根据“注释”可知,上述一段关于制作军票的引文即是取材于车田让治一书。车田让治原书关于制作军票的内容究竟如何,值得追根寻源。经过一番努力,终于通过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马红娟女士,找到了车田让治的日文原著,并由马女士将书中有关内容译成中文。现引录如下:“庄吉受陈其美的委托,印制革命军的军票。军票的正面,中央画有交叉着的青天白日旗和革命旗,上部印刷‘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下部印刷金额,右侧印刷‘同盟会本部发行’,左侧印刷发行年度‘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军票的背面,印刷有发行‘要则’五条,书中还引录了其中两条:‘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可向新政府银行照数取换国币’:‘新政府成立后持有此凭单者在本国内无论何处均可通用’。军票的设计图案如上所述。虽然决定发行五元、十元、五十元、百元的军票四种,但是首先决

定发行五元的军票。庄吉让东京新宿的石田印刷所印制,然后把二百五十万元的军票,带给上海的陈其美,这是中华革命军发行的第一号军票。”⑩

    车田让治原著中有关梅屋庄吉印制军票的内容的确比较全面具体,说明他掌握了第一手资料。首先,所印制的军票即为“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已是确定无疑。书中不仅仔细描述了军票正面的文字、图案,还引录了背面的有关“要则”,和“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完全相符。这要比仅凭“中华革命军第一号军票”的抽象结论来进行猜测可靠得多。其次,该军票的印刷地点更加具体。以往仅凭同盟会本部设于东京,从而认定是在日本所印,如今有了具体的印刷厂家,即东京新宿石田印刷所。第三,还点明了所印军票的面值和总额。根据凭单背面的发行“要则”,应有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四种,但最后决定首先发行五元的军票,因而其他三种面值并未印制。这也是迄今所见‘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都为五元面值,其他面值虽见于“要则”却一直毫无踪影的原因。这批军票总额为250万元,则应有面值五元的义饷凭单50万张。如果作为接济各地义军军需,向革命军发放军饷之用途,当亦不是一笔小数目,在革命军管辖地使用,确可缓和资金匮乏的局面。

    武昌起义之后,独立各省纷纷自印军用钞票投入流通,如沪军都督府即开设了中华银行并发行黄帝纪元的“中华民国军用钞票”;湖北军政府亦曾印制黄帝纪元的“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军用小票”。而且武昌起义前夕,共进会即已印制了“中国中华银行”钞票准备在起义胜利后使用,还有前文所述用中国革命政府债券加盖成的“中华革命军银票”。因此,将“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说成是“中华革命军发行的第一号军票”,或称之为“革命军印制的第一批军票”,显然结论下得太早。正如前文所说,加盖过印章正式流通使用的五元义饷凭单迄今尚未发现,所以该义饷凭单究竟是否使用过,如果曾使用的话,究竟是在革命军的何处辖地使用,还有待继续查考。但有一个结论是十分明确:这种由梅屋庄吉出资在日本东京新宿石田印刷所代为印制的五十万张五元面值“中华革命军义饷凭单”,乃是这位国际友人对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又一项具体贡献,其真诚无私的情谊,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

注    释

①转引自《辛亥革命时期货币》,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0页。    

②转引自《百草集》上编,亚洲钱币学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491页。     

③转引自《孙中山辞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8页。

④⑦转引自《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167页。

⑤转引自《细说孙中山》,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

⑥⑧⑨《孙中山宋庆龄与梅屋庄吉夫妇》,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1、129、52页。

⑩车田让治:《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献身于中国的一位日本人的生涯》,日本六兴出版社昭和50年版,第228—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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